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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2:中国大学的死与生

2020-08-08 来源:http://www.554sbet.com 560

1952:中国大学的死与生
院系调整使传统的“通才教育”为新的急功近利的专业教育所替代;学问被急用现学所替代;科学家被专家所替代;抽象而广博,被具体和单一所取代;教书育人的学校成为制造实用工具的工厂---中国的高等教育传统从此断裂。

2012年,中国有数十所大学迎来了他们的60年校庆。这一切,都源于1952年中国高校的院系大调整。从此,成批的旧大学和它们的故事,成为讳莫如深的历史记忆,成批的新大学和新兴工学院成为新时代的骄子——它们都是人民的大学。

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,苏联专家阿尔辛杰夫认为,中国以前的大学体现的是半殖民地的依赖性。在这次会议上,中国高等教育确立了“以苏为师”的方向:高等学校不应培养“大而无当”的博学通才,而要培养具体的专门人才,如:工程师、医师、教师、农业专家、统计专家等。

苏联模式

1952:中国大学的死与生

1949年之后,当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被推翻之后,新的国家政体整体趋向于“苏联模式”,苏联老师参与了建设新共和国的方方面面。1950年代,大约1.1万名“苏联专家”——各种顾问、教师和技术专家——参加了中国现代化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。高等教育堪称是苏联烙印最深刻的领域之一。除了教育部(1953年2月成立高教部)高层的苏联顾问,数百位苏联教师在高校里指导他们的中国同事。统计数字显示,从1949年到1959年一共有861位苏联专家在中国高等学府工作过。

正是阿尔辛杰夫为大学改革的方向定了调。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,他的发言既确立了“新教育”与“旧教育”这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,也确立了新的方向。在他看来,中国以前的大学体现的是半殖民地的依赖性,把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集中于研究一般的自然、历史、文学以及所谓社会学,这对帝国主义有利;相反,帝国主义因反对中国工业化,所以不愿意培养中国的技术干部。中国此时也面临的任务,就是按照专门化的方向发展,高等学校要成为教育工人、农民和劳动者的地方。

高等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

事实上,阿尔辛杰夫所倡议的“苏联模式”,主要是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苏联高等教育体制。相反,战后、特别是60年代之后苏联高等教育的特征对中国的影响有限。这种体制并非完全产生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时期,还包含了19世纪法国和俄国沙皇时代高等教育的某些特点。通过暴力革命手段取得政权的后发国家,急于跻身现代化国家,多采取19世纪初期法国拿破仑时代建立的高等教育模式,集中国家所有的资源,有计划、有针对性地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,以实现经济迅速增长、巩固国家政权。

中国成为最轻视综合性大学和文科的国家

通过模仿苏联高等教育思想,一整套新的高等教育学术体制建立了。从1952年到1953年,综合性大学从55所减少至14所,工学院校由28所增至38所,师范院校从12所增至33所。到1957年,全国高等学校共设置专业323种,其中工科就有183种,学生数也由1947年的17.8%上升到1957年的37%;而文科、政法、财经各专业比重急剧下降,1947年文法商科在校学生占大学生总数中的47.6%,1952年则降到22.5%,1957年又降为9.6%。中国成为世界上综合性大学和文科在校学生教育比重最低的国家。

“破旧”--国立中央大学:一分为八

1952:中国大学的死与生

1948年,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世界大学排名中,中央大学已超过日本东京帝国大学(现在的东京大学),居亚洲第一。然而,当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溃败之时,这所由蒋介石任终身名誉校长的学府也将面临新的转折。数年之后,新的南京大学在院系调整中被肢解,“五痨七伤,断腿残足,人走楼空。”

据茅家琦回忆,其实自1949年起,对南大的控制已经开始。1952年的暑假之后,南京大学被一分为八,分配方案令师生们瞠目结舌。用茅家琦的话说,“院系调整也作为运动来搞,”让南大“伤了元气”。尘埃落定之后,原有37个系的南京大学,仅余13个系。这所曾经居亚洲之首的大学被彻底打碎了。

一代法学精英荡然无存

东吴大学法学院,1915年建校以来,它培育了大批优秀律师、教授、立法委员和政府高官,更培育了从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末的全部6位中国国际法官。1946年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官,几乎全是东吴师生。但到了1952年这个时候,东吴法学院乃至中国所有高校法学院系的命运,都在一场摧毁整个旧司法体系的行动中变得晦暗不清。

1952年10月,东吴大学法学院终于得到了自己的结局:撤销。与此同时,中国所有高校的法学院系,几乎都在这轮合并、撤销狂潮后消失。到1953年,中国只剩下6所高校还有法律系。全体在职教员,除了小部分党员外,大多被迫改业、或被发配远地。中国法律精英们“或者成为英语教师,或者成为劳改犯”。

最后的燕大

在工作组的带领下,激进的学生们查抄了校长办公室,档案被搬到图书馆,乱七八糟堆在桌子上,听任积极分子搜寻“文化侵略”、甚至“特务活动”的“罪证”。燕京的教师们,在各种会议上检讨交代,从灵魂深处剖析自己,上至校长、下至讲师,人人概莫能外。一向受燕京师生爱戴的校长陆志韦,成为最大的活靶子。
,教育部发出文件,包括燕京大学、协和医学院等首批11所教会大学改为公办。燕京师生表示热烈拥护。毛泽东专门为燕京大学题写了新校名。1952年秋新学期开始时,燕京大学文、理、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,工科并入清华大学,新闻系及一些社会学科最终并入中国人民大学。燕京大学校名撤销,改组后的北京大学迁入燕园。[详细]

“立新”--“人民的大学”

第一所“属于中国人民”的大学

1952:中国大学的死与生

刘少奇开宗明义地说,中国人民大学“是我们新中国办起来的第一个新型大学,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,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。”当时流行的一首歌中唱道:“上大学就要上人大”。

政治局作出《关于在北京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》,决定以华北大学为基础,合并由朝阳大学改组的中国政治大学,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抽调部分干部,创立中国人民大学。这是一所以莫斯科大学为样板组建而成的新型大学。教育方针应是“教学与实际联系,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。”

学什幺将来就要做什幺

刘少奇曾在一次讲话中批评了旧大学通才教育中学非所用的现象。成仿吾记得刘少奇特地举了他和鲁迅的例子,成仿吾曾在日本是学兵工,鲁迅是学医,结果都成了文学家。刘少奇说,人民大学就要克服这些缺点,我们学什幺将来就要做什幺。

这一时期,得到加强的不仅有人民的大学,还有人民的中学。1953年8月,为与社会快速的发展相适应,华北工农速成中学,合并到人民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。10月,一串在响彻全国的名字,陆续在这个学校注册,他们中间,有创造“郝建秀工作法”的纺纱女工郝建秀、战斗英雄周天才、战士作家高玉宝、劳动模范杭佩兰。

结语:

院系调整使传统的“通才教育”为新的急功近利的专业教育所替代;学问被急用现学所替代;科学家被专家所替代;抽象而广博,被具体和单一所取代;教书育人的学校成为制造实用工具的工厂---中国的高等教育传统从此断裂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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